债务期限结构与融资成本是企业融资的关键，合理的债务契约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作为我国企业最具特色的治理机制，是否有助于改善企业债务契约结构呢？本文以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债务契约的影响，以及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降低管理者自利改善了债务契约。第二，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债务契约的改善效果更好。第三，党组织的不同参与方式均在改善企业债务契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债务融资的质量与效率，促进其稳健发展。
（详见姚曦和牛炜.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债务契约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5,9）
2、国有资本参股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
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实证探究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即国有资本参股并不会加重民营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为民营企业带来了“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从而提高了民营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银行竞争不足、金融科技发展缓慢地区和第一类、第二类代理问题比较严重的企业，国有资本参股提高劳动投资效率的效果更显著。拓展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有明显的“就业吸纳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本文拓展了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经济后果研究，为促进就业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详见刘岩等.国有资本参股可以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吗？金融发展研究.2025,9）
3、如何利用财税体制改革破解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内卷式”竞争困局？
“内卷式”竞争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阻力，对此，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从“内卷式”竞争的成因来看，财税体制不健全与治理能力滞后构成了其制度诱因。据此，本文在深入分析“内卷式”竞争的内涵、表现及危害的基础上，揭示“内卷式”竞争生成的财税体制根源：财税体制的纵向失衡与横向分割构成“内卷式”竞争的制度温床，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错位催生同质化竞争困局，财税激励偏差和异化加剧市场非理性行为，财税治理能力短板弱化了政策纠偏能力。本文进而提出治理路径：构建统一财税体制框架，抑制地方恶性竞争；重构财税与产业政策协同体系，引导区域分工效能升级；优化财税政策激励约束机制，矫正政策工具异化；构建一体化财税智能治理体系，提升财税治理能力。研究为破除“内卷式”竞争、培育竞争新生态提供了制度创新方案。
（详见王丽华和夏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下财税体制改革破解“内卷式”竞争的路径探索.金融发展研究.2025,9）
4、数字金融能够增强企业运营韧性
数字金融凭借技术赋能，打破金融服务的时空壁垒，不仅能革新交易模式，提升服务效率，更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当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本文从企业运营韧性视角出发，以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企业运营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是促进企业运营韧性提升的有效途径，这一作用有赖于融资约束缓解、风险管理赋能和信息透明度提升这三条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运营韧性的提升效应在数字化水平较高、行业竞争程度较强以及处于东部地区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揭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详见王筱依和张彤进.数字金融如何重塑企业运营韧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5,9）
5、政府数据要素共享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
政府数据要素共享既是实现数字政府目标的可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公共生产要素。本文以债券投资者行为反应为落脚点，从市场定价和风险防范角度考察了政府数据要素共享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以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具体抓手的政府数据要素共享，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发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作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通过信息机制发挥作用，表现为降低了发债主体和债券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了信息透明度；公共数据开放平台通过信用机制发挥作用，表现为发债主体利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提供的数据后，增强了投资效率和未来现金流获取能力，提高了盈利能力，降低了信用风险。截面异质性检验发现，前述降本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外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度提升能够强化该效应。研究结论对于认识和理解政府公共数据在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债券市场定价效率提升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详见王志妤等.政府数据要素共享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金融发展研究.2025,9）
6、我国如何加快构建金融行业可信数据空间？
为了充分激活金融行业数据要素潜能，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持续强化制度设计，引导金融行业建设开放、高效的数据流通环境，推动金融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是创新金融数据理论架构、完善金融市场模型体系、拓展金融经济理论边界的重要理论突破，加快构建金融行业可信数据空间，有利于匹配金融行业对数据要素共享与流通的现实需求，满足金融行业对数据安全和风险合规的基本要求，契合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长期诉求。基于此，本文在探讨加快我国金融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建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基于当前我国金融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建设的现状和问题，结合国外金融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发展经验，从完善基础制度体系、强化综合能力建设、丰富空间落地场景和持续深化国际合作等视角就金融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详见刘晨和王蓉.我国金融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建设的思考.金融发展研究.2025,9）
7、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2019—2023年21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从新发展理念角度出发，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作用机制上，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传统金融发展规模大、效率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县域表现为“数字红利”，在中部县域表现为“数字鸿沟”。建议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地区数据获取和共享水平；强化宣传教育，提高金融素养，逐步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协同效应。
（详见班楠楠和杜俞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金融发展研究.2025,9）
8、数字化转型与流动性创造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形关系
既有研究虽从多视角探讨银行数字化转型效应，但在综合效应层面，尚未有效回应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否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这一核心问题。流动性创造水平为刻画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水平的重要指标，基于2010—2021年中国246家银行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测度银行流动性创造效率，并实证分析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与流动性创造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形关系；（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业务多样化、信息不对称和资金配置效率三条路径对流动性创造效率产生作用；（3）异质性分析显示，战略数字化与管理数字化对流动性创造效率具有U形作用，业务数字化效应尚不显著，同时，数字化转型的U形效益主要体现在大型、强市场势力银行中；（4）拓展分析显示，流动性创造效率提升在缓解银行个体尾部风险的同时增强了系统关联风险，呈现出“双刃剑”效应，但总体上有助于抑制系统性风险。研究揭示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短期阵痛的客观性与服务实体经济效益的非线性演进规律，为金融科技如何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差异化数字化转型路径与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详见谭姝颖和刘孔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效应再审视——基于流动性创造效率的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25,9）
9、破解“数据充足却互信缺失”现实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从原始“数据”到“信任”的转化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充足却互信缺失”的困境愈发突出，制约了产融深度协同。本文聚焦此悖论，构建DAV（数据—能力—价值）分析框架，并以建龙集团与浙商银行的供应链金融合作为案例，深入剖析了可信数据赋能下银企互信关系的动态演化路径。研究发现，破解该悖论的关键在于实现从原始“数据”到“信任”的转化。这一转化通过一个核心机制实现：以可信的“数据”（D）为基础，以协同的“能力”（A）为桥梁，以共创的“价值”（V）为目标。该机制驱动银企互信关系沿着“弱式信任—半强式信任—强式信任”的阶梯式路径动态演化。本研究不仅构建了银企互信的动态演进模型，也为利用可信数据破解融资难题、促进产融高质量协同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路线图。
（详见景峰等.从数据到信任：产融协同下银企互信的动态演化路径研究——以建龙集团与浙商银行供应链金融合作为例.金融发展研究.2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