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保作为行业头部企业，从产品收益争议到销售误导纠纷，折射出保险业转型期的一些共性挑战。对太保而言，唯有将合规经营融入基因，以透明化沟通重建信任，方能在行业变革中行稳致远。
中国太平洋保险(股票代码：601601，以下简称“太保”)近年来深陷多重漩涡，不仅保费增速停滞(产险)，市场份额承压,客户投诉激增,还因合规漏洞频现遭监管重罚,年内累计罚款已超千万。今年10月10日，太保高管团队再传动荡,任职长达12年的总精算师张远瀚辞任。又一核心人物的离去,更加剧外界对太保高管团队稳定性以及战略连续性的疑问。
总精算师既要通过动态模型平衡保障与盈利,又需将海量保单数据转化为精准市场洞察，因此是保险公司风险定价与战略决策的核心，其精算决策精准度直接影响保司合规底线与长期竞争力。
平均减薪近四成多名高管排队离职，产险最新增速不足1%
虽然在太保公告中,张远瀚是以“工作变动”的理由辞任,但其近两年薪酬骤降幅度之巨,难免令人浮想联翩。张远瀚2023年税前薪酬达488.4万元,在太保高管中最高,足见其重要性。但2024年却骤降至257.4万元,缩水幅度高达45%，虽然仍在高管中位列最高。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太保前监事会主席朱永红2023年税前薪酬为138.8万元，与董事长傅帆薪酬持平。朱永红曾任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并兼任多家金融机构董事职务，还拥有博士学位及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职称。2024年因行业限薪政策，太保董监高薪酬总额同比下降39.56%。朱永红的薪酬虽未完整披露，但预计也将显著低于2023年。
近两年来，除去正常退休，在张远瀚之外，太保还另有监事会主席朱永红、寿险总经理蔡强、产险总经理曾义、非执行董事谢维青等多位高管离职，其中谢维青任职时间甚至不足一年，这足以让外界对其高管团队稳定性、经营战略持续性都产生疑问。
高管大减薪并非出于自身的成本压力，太保2024实现营业总收入4040.89亿元，同比增长24.74%；实现归母净利润449.60亿元，同比大增64.95%，创近六年新高。
太保的业务结构主要包括寿险和产险业务。因为综合成本率攀升，产险业务利润持续承压。2024年，太保产险保费收入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6.8%，仍较2023年的增速下降了4.6个百分点。但同期产险综合成本率(COR)达98.6%，同比继续上升0.9个百分点，业绩逼近承保盈亏平衡线，随时可能盈转亏。
其中，新能源车险占比近20%，赔付率上升2.7个百分点至73.3%；非车险中健康险和责任险的成本率则分别高达104.3%和103.7%，，亏本的情况，反映出太保风险定价能力不足。车险成本上升、非车险盈利困难，倒逼优化风险定价能力并加速业务创新，
2025上半年，总体业绩滞涨，实现营业总收入2004.96亿元，同比增长，仅3.01%，近乎停滞；实现归母净利润278.85亿元，同比增长10.95%。而太保产险同期贡献保费收入1127.6亿元，同比仅微增0.9%，增速断崖式下跌。
虽然寿险业绩表现优于产险，但投诉激增却是两者的共性问题。因多项合规问题，太保2025年7月还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厉处罚，累计罚款金额超千万元。
投诉激增集火销售误导
千万元重罚暴击多项合规问题
太保近年来消费者投诉激增，特别是寿险业务。主要问题集中在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理赔纠纷等方面，特别是夸大收益与隐瞒条款等问题突出。多名太保消费者投诉称，一些代理人通过夸大保单收益，比如违规口头承诺“年化收益5%以上”，或者隐瞒免责条款诱导投保。这些手法对老年群体的伤害最大，甚至还出现个别代理人利用老年人不熟悉智能设备的弱点，擅自操作其手机完成投保流程，导致老年人对投保的情况并不知情。
记者整理新浪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包含“太平洋保险”、“诱导投保”的关键词，共有7540条投诉。
2024年太保产险投诉量环比增长36.82%，位列财产险公司第三；寿险投诉量环比增长11.73%，居人身险公司第二。投诉激增背后，太保面临着合规性的挑战。2025年7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对太保多项违规行为开出超千万元罚单，处罚的核心事实包括：太保产险违规未按规定使用经批准的保险条款费率(涉及车险、农险等业务),投保信息管理不规范导致数据失真,报送监管的报告、数据不准确。总公司被罚472万元，安徽、河南分公司分别被罚款30万元和50万元，另有16名责任人合计被罚99万元。
太保寿险违规行为则包括向投保人提供合同外利益(如返佣、礼品等),条款费率使用违规及数据报送问题，总公司被罚353万元，9名责任人合计被罚70万元。保险代理人作为保司和投保人之间的桥梁，太保的管理模式如何与时俱进，值得深思。
“三无”代理人模式弊端渐生
专业化精英化或为破局之道
保险代理人模式1992年由友邦保险首次引入中国大陆，即代理人与保司之间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除另有约定，保司一般无须为代理人缴纳社保医保等社会保障费用，也不受最低工资的限制，实践中往往就是零底薪。对于无社保无医保无底薪的多数“三无”代理人，保费佣金才是唯一收入来源。
由于可以大幅降低保险公司运营成本，这一模式一经引入迅速被其他保险公司效仿。虽然前期推动了中国保险业快速发展，但其弊端也很明显。由于“三无”，部分代理人容易在佣金驱动下产生短期逐利行为。“一切为了成单”下，忽视消费者需求和损害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对保险行业长远声誉也产生负面影响。
保险涉及到法律、财务和医学等多方面知识，专业性较强，需要代理人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但“三无”导致多数代理人收入不稳定，容易急功近利。表现为对成交话术的推崇远胜对专业知识的钻研，以及闪电入职又闪电离职等流动性太高问题(年脱落率超60%)。客户保单正常的生命周期是以投保为起点，以理赔或到期为终点；但部分代理人却将承保拿到佣金作为终点，待客户有理赔需求时却发现早已物是人非。截至2025年10月，中国保险代理人数量流动性较强，从2019年历史峰值的912万人降至约264万人，五年间锐减648万人，降幅超70%。
基于相似原因，太保也正经历代理人渠道持续收缩的阵痛。以寿险业务为例，2025上半年，来自代理人渠道的新单保费占比35.9%(226.2亿元)，同比下滑7.7%，新业务价值(NBV)同比下降2.5%。尽管月均营销员数量稳定在18.3万人，但核心人力同比减少18.3%，月人均佣金收入下降13.4%。
展望未来，将保险代理人模式从人海战术变通为高度专业化和适度精英化，也许是太保在低利率环境下可行策略之一。这并非对基层代理人的否定，而是对低门槛代理人导致市场信任度下滑，行业“劣币驱逐良币”困局的破局，更是从野蛮生长转向精耕细作的转型路径。
保险的本质是风险共担的长期契约，其价值往往在风险发生时方显真章。太保作为行业头部企业，从产品收益争议到销售误导纠纷，折射出保险业转型期的一些共性挑战。对太保而言，唯有将合规经营融入基因，以透明化沟通重建信任，方能在行业变革中行稳致远。
作者 | 沈言
编辑 | 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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